习在浙江考察时指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智慧治理作为推动智慧社会、智慧城市发展的主要现实路径，是全球治理理念在实践领域的深化革新，是数据技术赋能高质量政府治理的现实旨归。
智慧治理是继数据治理、智能治理后政府治理发展的新形态，体现了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下多主体共治特征，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中国的民间传统文化和治理体系为智慧治理注入了中国内涵。一方面，中国古代民间传统文化为智慧治理提供文化根源。在中国古代，智慧不仅是指聪明才智，还代表了把握真理的能力。中国文化体系下的智慧治理，结合了数字人文的优长，更看重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充分挖掘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实现科学决策、智能管理、供需对接和精准服务。另一方面，中国特色治理体系为智慧治理提供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中国治理体系下的智慧治理，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方法融入中国特色治理体系中，通过形成有利于智慧治理的配套制度环境，构建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以智慧治理提升政府治理的科学化。其一，提升政府决策能力。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对政府大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匹配、存储，借助中台技术、可视化技术加强实时动态数据的决策判断与辅助支持，实现政府决策从主观的“经验决策”向客观的“科学决策”转型。其二，提升政府执行能力。通过智慧数据报送管理中心和智慧服务平台，加快实现政府职能的数据化、互联化、移动化，加强线上业务协同与线下职能整合的有机统一，推动组织架构走向网络化和扁平化，实现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
以智慧治理提升政府治理的智能化。其一，提升政府监管能力。整合智慧数据平台、云计算与面向服务架构，实现全网域资源发现、全媒体资源管理和全流程业务管理，充分的发挥技术优势对政府治理活动的连接支持、传输支持和算力支持。其二，提升政府预防能力。通过对动态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数据的实时监控，运用机器学习和可视化技术绘制舆论热点图像，透视重大突发事件的先导性因素，整合关联节点，进而感知社会舆情动态、分析潜在风险因素、预测危险指标趋势，提高政府对突发事件的感知、预测和防范的能力，推动治理模式从事后应对向源头防范转型。
以智慧治理提升政府治理的精细化。其一，提升社会治理精准程度。通过加强对公众交互数据的实时收集、分析和处理，及时获取并感知多样化、个性化的公众需求，强化对公众需求的聚合和细化能力，进而深化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政府的精准服务能力与主动服务效率。其二，提升社会治理参与程度。凭借云平台实现政府信息和数据公开获取与“一窗口”服务整合，拓宽民众事务办理渠道、咨询路径和社会化参与范围，提升公共服务的即时性、透明度和参与度，加强对社会化参与的智能化引导与智慧化管控，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治理格局的形成。
首先，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建设智慧政府。一方面，明确智慧治理理念，结合智慧国家发展的策略要求，加快智慧政府的顶层设计与制度体系构建，重视政府数据的资产价值与生产要素的倍增作用，利用公共资源管理算法模型实现智慧政府资源流、现金流、信息流的资源优化配置，形成“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政府决策模式。另一方面，提升协同治理能力，增强政府组织机构的联结互通、决策层与执行层的沟通互动，通过标准化政务平台、智能化政务系统、政务云数据中心等智慧政务体系建设，促进行政流程的协同配合与公民参政议事程度，实现政府部门“分头办”转向跨部门沟通的“协同办”，通过数据技术赋能政府治理。
其次，发挥智能技术推动力，发展智慧经济。一方面，加快智能化设施建设，支持引导新型穿戴设备、智能终端、服务机器人、在线服务平台、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产品和服务研发，扩大5G在医疗、教育、养老、环保等领域的应用，构建支持大数据应用和云端海量信息处理的云计算基础设施，建设融合高新数据处理、计算能力和模型算法的人工智能服务平台、智慧数据中心，形成集感知、传输、存储、计算、处理于一体的智慧经济基础，丰富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消费体验。另一方面，全力发展智慧经济，迎合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发展机遇，推动高新节能产业数字化发展，催生兼顾经济动能结构化调整与风险管控的新型经济动脉，以数据融合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而优化布局和培育数字化的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和未来产业。
再次，完善智慧公共服务体系，促建智慧社会。一方面，提升公共服务的精准度，建立医疗、教育、社保、交通、就业、养老等公众关注领域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的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实现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的对接融通，加强大数据与小数据分析相结合，实现公众个性化需求的聚合与细化，精准把握社会和公众的需求导向，实现精准管理社会事务的目标。另一方面，提升社会治理的安全性，在公共安全、环境保护、应急管理、卫生防疫等领域，运用大数据的挖掘、清洗、存储和可视化以及回归统计、预测模型、语义引擎、关联规则分析等技术，集事前预警、事中监控、事后管理于一体，实现全程动态管理，构建全面设防、一体运作、精确定位、有效管控的社会治理安全体系。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身个人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体系、传统产业与新兴起的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所有的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化的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稳步的增长和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